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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務時期西方知識在天津的傳播面貌

        時間:2020-11-18 來源:天津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本文字數:11960字
        作者:田濤 單位:天津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摘    要: 洋務運動的興起,為西學在晚清天津的傳播提供了條件。除學堂使用洋文西書外,上海機器局等編譯的西學書籍,在天津洋務機構中普遍流通。官員與洋務幕僚、學堂師生及技術人士,是此類書籍主要的閱讀者。在洋務文化氛圍中,天津西學書籍市場逐漸形成,以官書局、格致書室和文美齋為代表,官方、教會和民間書肆、書坊共同構成了天津的西書流通網絡。西書在天津的擴散,體現了當地士人讀書風氣的變動,是晚清沿海都市知識變遷的一個縮影。

          關鍵詞: 西學書籍; 流通; 天津; 洋務運動;

          Abstract: With the rise of Westernization Movement,western learning books spread in Tianji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Besides the foreign language textbooks adopted in the new style schools, western knowledge books translated by Shanghai Machinery Bureau were circulated in Tianjin foreign affairs institutions. Officials,staff,teachers,students and technicians were the main readers of these books. Under the atmosphere of westernization,the new learning books market in Tianjin gradually formed. With the Guanshuju(Official Book Institution),Gezhi Shushi(The Chinese Scientific Book Depot)and Wenmeizhai Bookstore as representatives,the book shops run by the officials,missionaries and businessmen constituted a network for these books circulation in Tianjin. The spread of new books reflected the change of local scholars' reading interesting,which was a microcosm of the knowledge change of coastal citi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Keyword: western learning book; circulation; Tianjin;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西學的興起與傳播,是鴉片戰爭后中國社會知識變遷的主要象征。有關西學在晚清社會的傳播進程,學界已有相當豐富的探究,但從書籍流通角度進行的考察似仍尚欠充分。天津開埠之后,作為北方最大的沿海通商口岸、緊鄰京師的軍政中心與洋務基地,是西學傳播最具代表性的地區之一。本文以西學書籍的流通狀況為主,就此作嘗試性的考察,以揭示洋務時期西方知識在天津的傳播面貌,進而豐富對這一時期沿海都市知識變遷的了解。
         

        洋務時期西方知識在天津的傳播面貌
         

          

          晚清西學東漸始于鴉片戰爭前后。作為運河航運在北方最重要的節點,天津既是南北貿易交匯之地,也是東南官紳進出京師頻繁經行之地,一般而言,早期出現在東南沿海口岸的西學書籍應該有機會流傳到當地。但在其時的社會文化環境下,即使西書在天津已有流傳,影響亦有限。第二次鴉片戰爭后,天津辟為通商口岸,洋務事業亦開始起步。特別是1870年李鴻章擔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后,天津政治、軍事及經濟地位不斷上升。“自與海外列國通商以后,于此為往來出入之門戶。輪楫交馳,冠裳駢集,遂蔚然成一巨埠。”[1](下冊,P5)天津相繼開設了機器局、大沽船塢、開平煤礦等一批洋務廠礦,在國內率先興辦鐵路、電報等事業,創建了水雷學堂、電報學堂、水師學堂、武備學堂、醫學館等一批洋務教育機構,從而初步構筑出西學傳播的空間。19世紀70、80年代,此類洋務機構特別是洋務學堂是西書在天津的一個主要流通場所。

          洋務學堂教學以西學為主,所用書籍多為購自國外的洋文西書。李鴻章在奏報1876年、1877年天津機器局收支情形時,開列電氣水雷局亦即水雷學堂華洋教習、司事薪水和學生、局役等月費、工食銀等共13,560余兩,其中即包括“購買西書、電器”費用。[2](P1071)1878年、1879年和1880年、1881年水雷電器局費用中,也均列有該項內容。[3](P259-260,269)1885年武備學堂成立時,預算中包括“購買西洋兵事書籍、圖畫、測量儀器各種”,由北洋海防經費內開支。[2](P1611)設于1893年的北洋醫學堂,“專學外洋醫書”[4],按照該校的學規,“在外購買外國書籍、紙張、筆墨,皆須躉辦。或一年一次,或每屆一次,另行單請示核辦。其中外國書籍為數無多,應于學生齊集后,問明已讀未讀開單購辦,約計四年書價二千余兩,紙張、筆墨價約九百余兩”[5](P560),等等。

          從歷年北洋海防經費收支清單中可見,購買洋文西書是一項經常性內容。如1881年、1882年列有“大沽水雷學堂購買西書并印字盤及器具等項,價銀五百兩二錢一分七毫四絲”[2](P1727)。1883年、1884年列有“購天地球、化學、格致入門器具,航海圖洋書等項,價銀四百四十一兩一錢三分七厘七毫”;“購駕駛學生應用各種洋書,價銀七百二十六兩一錢四分八厘”;“購水師應用洋書畫具,價銀二百七十二兩四錢七分六厘二毫六絲”。[2](P1814-1815)1885年列有“水師購用海道圖等項,價銀一千八百九十九兩七錢”;“購毛瑟槍圖說等項,價銀七百八兩五錢”;武備學堂“購測量機器、西洋書籍、圖畫、筆墨紙張并置備家具等項,價銀二千二百八十三兩九錢”;“水師購辦練船學生需用書籍、紙筆,并機器廠需用料物等件,價銀八百九十二兩七錢”等。[2](P1871)1886年列有“水師學堂教習洋員霍克爾經購各學生需用儀器、書籍、畫具、圖紙等項,價銀二千九兩”等。[2](P1891)1887年則開列北洋海軍購“算法書籍、畫圖器具”,水師學堂購“儀器書籍圖紙”等項費用。[2](P2043)1900年義和團運動期間,天津機器局被八國聯軍侵占后,隨俄軍進占北洋水師學堂的一位俄國記者寫道:“這里還有一座藏書豐富的圖書館,里面收藏有英國人和德國人寫的關于數學、物理、化學和其他精確科學的重要著作。”“房間里和小庭院里,到處亂扔著學生制服、各種中文、英文、德文書籍以及一些畫滿了制圖、寫滿了各種習作和英語筆記的學生練習簿,還有一些用中文為學生編寫的外國科學書籍”。[6](P206-207)可見在這些洋務學堂中,洋文西學書籍為必備的收藏。

          在天津機器局等洋務機構中,則有各種西書中譯本的流通。朝鮮官員金允植1882年居留天津期間,在日記中記有機器局南局(西局)贈送朝鮮國王的書單,計53種,涉及航海、制造、數學、軍事、礦務、時事以及聲、光、化、電諸學,絕大多數為江南制造局翻譯館譯本。[7](P276-277)金允植本人也獲得過中方官員的贈書,如機器局南局龔照玙贈送金及其從事官李泰駿《星軺指章》《公法便覽》《地球全圖》各一部。[7](P320)金氏回國時,南局王德均和徐建寅贈送西書19種74本,涉及水師、航海、汽機、化學、聲學、火藥、輪船、炮彈、煤礦等方面。[7](P390)另外,金氏在天津期間,還借閱過李圭的《環游地球新錄》、丁韙良所譯《富國策》以及丁氏在北京出版的《中西聞見錄》等[7](P155,194,259),可知此類書刊在天津洋務機構中都有流通。

          除了洋文西書和上海等地的中譯西書外,天津洋務學堂與企業也從事西書譯印。除水雷學堂曾購買“印字盤”外,1883年、1884年北洋海防支出款目中有“購印字小機器全副,價銀一百九十二兩一錢三分九厘”的記錄。[2](P1814)天津武備學堂也設有印書機構。1885年北洋海防經費清單中,列有“武備學堂購印石印銅器具料物等件價銀一百五十二兩”“購印字機器價銀一千二十一兩九錢”等[2](P1871),可知該堂成立之初即購置了印刷設施,并聘有一位名為“來歆克”的“印書洋匠”[2](P1914)。1886年夏,醇親王奕讠睘視察武備學堂時,曾“赴印書房看機器,并問學生測繪功課”[8](P293)。王爾敏在《清季兵工業的興起》中稱:北洋水師學堂“自身兼事譯書工作,惟無書目流傳,只能散見數種,無法揣其詳細內容”[9](P154)。該書所附“清季譯著兵工學書目表”中,錄有天津機器局、北洋水師學堂譯印西書共約近20種。[9](P206-222)加上其他散見的西學譯著和撰著,天津機器局等出版的西書,目前可知者約有二三十種。

          天津的洋務人士中,不少人曾從事西學翻譯與時務著述。如湖北沔陽人盧靖(木齋)1886年任教北洋武備學堂,其間撰有多篇數學著述。曾在江南制造總局翻譯館工作的華衡芳應聘來津后,先在機器局任職,后到武備學堂任教。華在上海曾與傅蘭雅等人合作翻譯多種西學著述,在津期間仍著有《拋物淺淡》《開方別術》等書,其所輯《算法須知》即在1882年出版于天津。天津洋務機構譯印的西書,內容上偏重于陸海戰法和槍炮制造,其去向大致有二:一是北洋水師及天津的淮、練各軍。李鴻章在1878年曾稱:“上海機器局譯刻《克鹿卜后膛炮法》、天津軍械所譯刻《克鹿卜小炮簡本操法》均已印發各營,令將弁兵勇日事講習。其已譯未刻之《德國炮隊馬操法》及續譯各書,應飭令各營各局人員隨時擇要妥細辦理,俾將弁人等于外洋兵法用器一律通曉,以昭慎密而利軍行。”[2](P1037)二是天津機器局等制造企業。天津機器局以制造火藥、槍子、炮彈、水雷等軍工產品為主,已知出版于天津的譯書中不少即以此為內容,顯然是軍火制造的技術參考用書。不過,這些有特定用途的西學專書,也會面向社會發售。1891年天津石印書局售書告白中就包括部分此類西書:《測量釋例》每部六本,價銀四兩;《魚雷圖說》每部二本,價銀四錢六分一厘二毫;《子藥圖說》每部二本(克鹿卜),價銀三錢八分;《子藥圖說》每部二本(阿墨士莊),價銀四錢二分五厘。[10]

          洋務事業對西方知識的需求,帶來了洋文西書和中譯西書在天津的流通。洋務官員與幕僚、新式學堂師生以及洋務企業的專業技術人士,是此類書籍早期主要的閱讀者和應用者。在這一意義上,機器局、學堂及其他洋務事業的創建,也可視為新知識空間在天津興起的象征。

          二

          洋務運動的興起帶動了天津士人知識風氣的變動。從19世紀80年代起,西學書籍在天津的流通已不限于洋務機構,而開始面向當地社會傳播,并形成了一定的規模。

          洋務運動興起之初,地處北方的天津尚屬風氣閉塞之區。1870年李鴻章主政直隸后,以提倡文教、培養實學人才為要務,1881年設立直隸官書局,分為保定、天津兩處,“購運各省新刊書籍,設局照本發售,俾北方寒士增廣學識”[1](上冊,P993)。天津官書局最初設于城內問津書院,后來移于水月庵,專事購運南方各書局如金陵書局、淮南書局、蘇州書局、江西書局、浙江書局、湖北書局、上海制造局、上海千頃堂、南京李氏光明莊以及福建、廣東等地所刻印書籍。通過上海招商局以輪船海運天津,其經銷的書籍包括大量的新譯西學著述,以及報紙、儀器等。[11](P83)其運書發售章程云:“西學亦為當務之急,應行文上海制造局,將譯刻書籍書目隨時送直,由省局酌定數目買運。”1光緒七年(1881年)刊刻的《直隸運售各省官刻書籍總目》中,“史部”書列入了《海道圖說》《四裔編年表》《平圓地球圖》《西國近事匯編》《列國歲計政要》等西學著述;“子部”書目中則有算學、天文、航海、制造、格致各類新書,如《算學啟蒙》《勾股六術》《開方表》《對數表》《恒星圖表》《運規指約》《制火藥法》《開煤要法》《地學淺釋》《金石識別》《化學鑒原》《化學分原》《防海新論》《克虜伯炮說》《代數術》《輪船布陣》《行軍測繪》《聲學》《攻守炮法》《微積溯源》《繪地法原》《炮準新法》《測候叢談》《格致啟蒙》《重學》《談天》等。另外還有畿輔志書局刊刻的《通商各國條約類編》等。該總目還附有上海千頃堂書坊書目,其中可見《星軺指掌》《萬國公法》《公法會通》《瀛環志略》以及《皇朝經世文編》等書目。

          大致而言,官書局發售的西書以江南制造局譯本為主,也包括少量國人自著的西學、時務和經世類書籍,如《瀛環志略》《皇朝經世文編》等,其種類之豐富,堪稱天津最重要的西書發售機構。《申報》1882年一則報道稱:“津門雖為通商馬頭,百貨駢集,然書坊甚少,藏書之家亦不多睹。目下當道諸公,深念經籍為士類必需之物,特就鼓樓南問津書院設一官書局,由南購運各書,平價發售”,津人往購者十分踴躍,“趾踵相接”[12],可見天津士子對官書局各類書籍的歡迎。

          除官書局外,天津格致書室也是當地重要的西書集散地。格致書室1885年正式成立于上海,1886年即在天津設立分部,為上海之外第一處分部,最初設于租界,后遷移到宮北大街。格致書室發售上海等處出版的西學著述,其創辦者傅蘭雅稱,天津分部自開初即“可以負擔自身的運轉費用”[13](P314),可見其經營狀況良好。當年該書室在天津《時報》刊登的廣告稱:“本書室現分設天津城外馬家口福音堂隔壁,辦售制造總局、益智書會、同文館、博濟局等處所著天文、地理、機藝、算法、醫、化、地、礦、光、熱、聲、電、動、植各學之書,并格致圖畫以及石印、鉛版等書均有出售。”[14]光緒十三年(1887年)七月二十三日,時在翰林院任職的嚴修由京回津期間,曾到過這家書室。其日記稱:“到格致書室買次等‘天地球’四張、《格致須知》一部。”[15](P455)光緒十七年(1891年)七月二十七日,陶保廉隨父至天津時,也曾到這里購書:“至文美齋購書籍,又至格致書室購算學、輿地、時務各書數十種。”[16](P71)1896年,時為保定蓮池書院山長的吳汝綸在一封信中提到當時所譯西書,列舉了《防海新論》《富國策》《自西徂東》《泰西新史攬要》《西國學校》《萬國歲計》等,稱“其書則天津格致書室皆可購也”[17](P130-131)。可見吳氏對天津格致書室頗為熟悉。1895年,該書室曾刊登廣告稱:“本書室新到梅氏叢書、算學筆談啟蒙書,格致入門須知,代數備旨,八線備旨,數學啟蒙,格致啟蒙,時事新論,幾何三種,格致課藝,九數通考,中外通商吉書(附中日議和通商章程),每本津錢一百五十文,如蒙光顧,價值格外從廉,其余各書多不及載。”[18]從這則告白看,這批新到書籍價格劃一,多為算學和格致類的啟蒙與入門書,其發售對象顯然是對西學有興趣的普通士人。

          除格致書室外,陶保廉到訪過的文美齋,是天津兼營書籍的一處南紙局。文美齋創辦于道光、咸豐年間,同治末年由焦書卿任總司,營業大興。光緒中葉,文美齋兼營版刻和石印書籍,并增售書籍,是天津書坊中影響最大的一家。[11](P77)文美齋發售西書始于何時,難以考證確實,但在19世紀80年代,文美齋已是天津一處重要的西書流通場所。

          官書局、格致書室、文美齋實際上分別代表了晚清推廣西學的三個不同的系統,即官方、教會和民間。與官方和教會推廣西學的動機不同,類似于文美齋這樣的民間書肆的西書發售,顯然是迎合市場之需的商業舉措。事實上,在19世紀80年代,除了格致書室外,另外一些上海書莊也在天津開設了分局或分部,反映出這一時期天津書籍市場的擴大。上海申昌書局是申報館設立的出版機構,又稱申昌書畫室。至晚到1886年,該局已經在天津宮北街設立分局,發售包括點石齋地圖、畫報、英文圖說等在內的各種書籍。[19]徐潤等人1881年創辦的上海同文書局也在天津設有分局。從1886年該局推售《佩文韻府》的告白中可知,該分局設于天津北門東的一家筆墨店,其寄售處則包括“東城根四寶齋、寶文堂,北門內李文魁、北門外文德堂,估衣街杜經魁,鼓樓東汲古齋”等多處。[20]在上海頗有影響的抱芳閣當年在天津《時報》也曾刊登告白,在天津官書局和文美齋招股發售《佩文韻府》[21],可知其在天津也有售書活動。上海、天津均為沿海通商口岸,借助于輪船航線,兩地往來較為便捷,故在北方而言,天津最先受到上海的輻射和影響。上海為晚清出版業的中心,天津則是其在北方的重要市場,兩地書業自然形成了較為密切的關系。

          書肆以發售書籍為主,兼營刻印,書坊以刻印為主,兼帶售書。除了文美齋之外,天津還有其他多處書肆和書坊。1876年11月1日嚴修日記有“到文美、四寶齋、文聚、藝文堂、聯珍齋”的記錄[15](P23),1880年7月25日則記有“寶文書坊”之名[15](P47),1884年7月8日嚴修記“到棲古齋”,此后不久又數次到“寶琳堂”,并有“到寶琳堂還賬”的記述。[15](P153、163、169、170、178)當年10月,嚴修日記中還有“錦盛祥看畫報”的記述。[15](P179)這里的四寶、文聚、藝文、聯珍、寶文、棲古、寶琳等處都是售賣書籍的所在,其中不少系南紙局兼營書籍,其中也包括各類新學和時務書籍。如1888年四寶齋曾發布出售算學著述的告白。[22]另一家名為“錦盛祥”的南紙鋪則發售記載伊犁交涉的《金軺籌筆》等書,稱其“誠洋務之津梁,經濟之士所宜先睹為快也”[23]。此外,當地一些貨棧和商鋪也利用其運銷網絡傳遞書籍。嚴修1880年7月下旬,就曾委托一家名為“千祥號”的貨棧捎書數種。[15](P46)上海等地出版的新書,通過沿海航線或運河北運天津,十分便利。這些貨棧參與新書的販售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在天津著名的商業街針市街上,也有貨棧發售上海點石齋書籍。[24]

          除了運銷上海等地的書籍外,天津官書局、天津《時報》館等也從事時務新書的印售。1886年天津官書局曾編印《通商條約類纂》,在官書局和文美齋兩處發售。[25]1886年天津《時報》館成立后,次年石印徐建寅所譯《德國擴充海軍條議》,1888年印《海國妙喻》(為《伊索寓言》中譯本之一,系張燾改寫的匯輯本)。1888年又印郭嵩燾《罪言存略》2,000余部,其告白稱:“海禁之開數十年矣,而措置洋務不卑不亢,斟理酌情,悉歸至當,縉紳先生難言之。挾意氣之私者好為大言,存畏葸之見者希圖粉飾。究之見聞未確,中情無主,剛操柔縱,無一是處,群以洋務不為膻地即為畏途者,以此。郭筠仙侍郎負經濟才,充英法使,不動聲色,措之裕如……所著《罪言存略》,援古證今,歸乎至當……本館購得善本,排印二千余部……收取工價銀一角五分,月底出書,留心時事諸君定以先睹為快也。”[26]該報1891年刊登的告白則稱,該書由文美齋代售。[27]根據1891年天津《時報》的告白,其時天津還設有石印書局,除兵學各書外,所售各書還有《中西度量權衡表》《寶星圖說》《中俄交界圖》《八省沿海圖》《不定方程解法》等。其發售地點則包括官書局、文美齋、藝蘭堂、文德堂、寶森堂等。[28]

          總體而言,19世紀80、90年代,天津西書流通已經形成了一定的規模。除運銷上海出版的各種新書外,本地也有西學和時務著述的印售。市場可見的西書既包括天文地理、算學格致、聲光化電等各類專書,也有較為淺顯的西學入門書,大致體現了洋務時期西學譯述的內容格局。以官書局、格致書室和文美齋為代表,官方、教會和民間書肆、書坊共同構成了19世紀80、90年代天津的西書流通網絡,為西學在當地的傳播提供了支持。特別是一批民間書肆與書坊兼營西書,一定意義上表明在天津這樣的通商口岸城市,西學書籍的市場已經形成,其影響已及于普通官紳士民。

          

          西學書籍規模化和市場化的流通,意味著19世紀80年代的天津出現了一個比較穩定的西書閱讀人群。這一人群大體上由兩類人士組成:一類是洋務人士,一類是具有西學興趣的本地士人。

          對天津的洋務士人(包括官員與幕僚、學堂師生、技術人員等)而言,西學與時務書籍為其常備之書。朝鮮官員金允植在天津招商局唐廷樞處,見“壁上掛亞西亞地圖”,系從上海購來者。[7](P227)1882年6月15日,金允植拜訪馬建忠齋,稱“東偏房貯洋書數千本。左右列置椅桌,皆洋物也。”并稱“眉叔久游西國,故書冊、椅桌多洋物也”。[7](P281)6月29日,金允植訪津海關道周馥,在周的書房看到“左右貯書數千本,皆經籍典故及時務關切之書也”[7](P307)。薛福成1875年8月抵津入李鴻章幕府后,日記中提到的閱讀內容有王韜的《普法戰紀》、何如璋的《使東述略》、日人竹添光鳴游歷中國所著的《棧云峽雨日記》、浪穹王崧的《礦廠采煉篇》,以及何如璋的《通商說》、馬建忠的《鐵路論》等。薛氏日記中常見對報刊消息與言論的摘錄,提到的報刊在20種左右,除上海出版的《申報》等之外,還有香港、英國、美國、日本等處出版者[29],可見其時天津洋務人士的西學書報閱讀已頗為廣泛。

          洋務人士成為西學與時務書籍的受眾當屬自然,更值得關注的是本地士人對西書的反應。在洋務時期輸入的西書中,引發當地士人興趣的,首先是算學書籍。地方文獻中提到一位名為楊承烈的人,其“幼時讀書衙署,即喜演算,積一生心力博覽冥思,悠然有合于古疇人之恉,遂成獨造”,所著《開方粹》一書,由其門下付諸石印,“鄉人治此學者,實以承烈為先導”。[1](中冊,P798)光緒二年(1876年)丙子科舉人高炳辰也對算學頗有研究。高撰有《代數便記》5卷,其自序中略謂:“自各書以華文譯西語,文義不免艱澀,則算理反為文理所掩,因就所演習者,既布列其式,復申明其法,各以七言括之,但期理之易解,不嫌詞之不文,題曰‘便記’,蓋以校算書難讀之弊也。”[1](中冊,P973)鑒于算學譯本過于晦澀難讀,高炳辰撰寫了這部著作,可見高氏本人對當時的算學類譯書應有過廣泛的研讀。涉足算學的天津士人還有不少。曾主持天津問津書院的李慈銘在光緒十二年(1886年)十一月的日記中提到,其時肄業該書院的張大仕、陶喆甡“俱通算學”。[30](P11238)李曾為學海堂命題“今魯方百里者五”,其日記稱:應課的陳鴻壽、趙士琛兩人“皆能以算法和較數考魯之方百里者五,陳生更為開方、長方兩圖以明之,極有心思”[30](P11322-11323),可知二人也頗有算學修養。在京供職的天津進士王文錦、華學瀾對算學也頗有研究。光緒八年十二月初三日(1883年1月11日),張佩綸在《敬舉人才折》中推薦4人,首位即翰林院編修王文錦,稱其“習于兵家之言,測候星文,講求形勢,皆今可施行而不擬于古”[31](P265)。至于華學瀾,地方文獻中稱他“生平嗜算,所演細草率由冥思而得”,并完成了數種算書。[1](中冊,P805,937)1936年,陶喆甡之子陶孟和為華學瀾《辛丑日記》作序稱:“華瑞安先生自己對于西學如何研究、提倡,雖不可知,然其對于天算則熱心的追求,天算乃當時一般士大夫所認為西學的。”[32](P457)

          19世紀80年代,天津已經出現了一個對算學和西學充滿興趣的小型知識群體,除王文錦、華學瀾、陶喆甡等人外,其成員至少還有陳奉周、嚴修、陳驤等多位。陶孟和稱,“就我記憶所及的,天津在甲午之前即起始講求西學的有三個人”,即陳奉周、陳驤和陶喆甡。陳奉周“是一個秀才,鉆研‘格致’之學,在大家都不知醫學為何物,相信西醫都是割去兒童眼睛的時候,他便會開西醫的方劑,而且診治有效。這位先生曾在嚴范孫先生家里,教過他的長子,他好像是在戊戌年前后故去的”[32](P454)。陶孟和提到的陳驤,在天津士人中很有名氣,“生平最精格致之學”[33](P212)。陶孟和稱,陳驤“常專門研究化學。他不特將《化學鑒原》這部書讀得熟透,還叫他的兒子讀英文,買英文的化學書,研究化學制造”[32](P454)。甲午戰爭后,陳驤曾建議在天津設立時中書院,專課西學。陶孟和之父陶喆甡,也對西書有廣泛的研讀。陶喆甡去世后,嚴修挽聯有云:“經籍史乘、金石文字、訓詁詞章、醫方算術、列朝掌故,旁逮海外國書,學博矣哉”[34](P304),可見嚴修對其博學的肯定。關于甲午前陶喆甡研讀西書的情形,陶孟和回憶說:

          我的父親除了帖括以外,致力于經史及地理之學問,同時更講求西學,我記得在我極小的時候,我的父親便訂閱傅蘭雅所主編的《格致匯編》,此外如《天文須知》《地理須知》一類當時英國專家所寫的科學入門書而譯成漢文的小冊子,也不斷的購買。關于地理及數學的書籍,如海國圖志、瀛環志略、幾何原本,代數備旨,八線備旨(八線就是現在的三角)等書,他也常誦讀、記憶、練習。在我八九歲的時候,他便用小紙條寫出世界各洲各國的名字,或七十二種化學原質(當時還只有七十二種),叫我努力記憶。他讀書認真從他圈閱所讀之書可以看出,如《算學筆談》《梅氏叢書》以及其他許多現在所謂國學,全寫滿了他的極齊整的朱筆的標點。[32](P455)

          對西書與西學抱有興趣的天津士人當然不止上述數人。清末成為天津知識界領袖的嚴修,也在這一時期開始研讀算學與西書。嚴修接觸天文算學,始于1880年。1883年嚴修中進士后,次年大部分時間在天津自修,其時日記中多見“看算書”“演數學”之類的記述,以及勾股、弦率、積、率等算學知識,并與陳奉周等數位天津士子多次共同研習算學。如二月二十七日:“奉丈來,談兵及韻學,并示炮操演算法一則”[15](P85);三月初七日:“月波來談《算法統宗》內‘開方帶和縱’一條”[15](P96)。三月十七日:“借少南《城隍廟碑》一本、《勿庵算書》三本。”[15](P107)五月二十一日:“繼璞來談算術”,次日:“與繼璞試重測法”;五月二十四日:“奉周談算術”。[15](P141,142)閏五月初十日:“與繼璞試筆算。”[15](P150)閏五月二十七日:“借仲銘《白芙堂算術》一部。”[15](P157)這里提到的“奉丈”“奉周”即陳奉周,“繼璞”即陳繼璞,事跡待考。“月波”即尹溎,1873年舉人,與嚴修有數十年之交,曾隨嚴修赴貴州。“少南”即宋少南,嚴修表兄。“仲銘”即陶喆甡。從嚴氏日記中可見,1884年嚴修還閱讀過《海道圖說》等書籍。從1886年到1894年出任貴州學政前,嚴修大部分時間在北京供職。其間,頗致力于算學及各類西學著述。從中可見,嚴修的西書閱讀已頗為廣泛。

          就上述天津的西書閱讀者而言,多為功名在身的士人。嚴修、王文錦、華學瀾均為進士,陳驤為1888年舉人,后于1898年中進士,陶喆甡則是1893年舉人。嚴修、華學瀾、陳驤、陶喆甡以及王春瀛等,且都曾肄業于當地的問津書院,其生活與求學方式并未脫離出一般士人的軌轍。作為科舉之士,其對西書與西學的熱衷,或受到天津洋務氛圍的影響,但大體上應視為個人興趣以及彼此感染與影響所致。但無論如何,他們開創了當地士人新的知識風氣。陳寶泉追憶其早年讀書情形時稱:“予二十五歲以前,為時勢所囿,不得不習時文,然殊非所好……十六歲從王菊舫師(諱廷瑜,天津人,己丑舉人)學,與陶逸甫(善璐)、李湘琴(金藻)二君同學,相友善,始從事算學及古文學。”[33](P220-221)陳寶泉生于1874年,少年時期購書已以史學為重,1890年前后開始從事算學和古文學,可見其讀書程式與一般士子已有區別。

          在天津洋務文化的氛圍下,西書與西學不僅得到了類似嚴修這樣的科舉之士的認同,民間人士中也不乏接受者。一位名為殷仲深的,“人已殘疾而深明勾股之法”[1](下冊,P727)。殷氏曾致信主持上海《教會新報》和中西書院的美國傳教士林樂知,就該報刊登的京師同文館歲考中的兩個數學問題求教。他在信中表達了自己對西學與西書的熱衷:“惟天文算法重學格物諸書,夙所嗜好,亟欲先睹為快”,并自稱“嘗于八線三角勾股對數諸術,極意參究”,且著有“勾股正負術八卷,專發明立天元一法”。[35]另外一位名為“唐錫五”的天津人,也曾致書林樂知,詢問“西國用鉛筆作字,其字跡可用一物拭去。此物何名,何物制成,更有何用”。林樂知作書六千余言進行解答,以《答天津唐錫五先生問橡皮書》為名,分多期刊登在其主辦的《教會新報》,內容涉及到橡膠的生產制造、特性、用途、橡膠貿易等,實則是一篇有關橡膠的科普長文。[36]《津門雜記》的作者張燾也是一位留心西學的人士,張“博學多才,工書善繪,知岐黃,識洋字,誦讀之余,每每留心時事”[37](P6)。在《津門雜記》中,張燾對歐美傳教士的譯書活動頗有贊譽,“如講究理學格致諸書,多半出于傳教者,精益求精,有俾實用,凡利人之舉,莫不樂為之”[37](P248),可見張燾對其時的西書、西學應有相當的了解。在天津這一通商口岸,這些對西洋語言、西洋事物頗有興趣甚至知識特長的人士獲得了生存空間,表明了西學在民間社會的滲透。

          書籍的流通狀況,反映著一個時代的知識風氣。洋務時期的天津,既是迅速發展的通商口岸城市,也是各類新式事業的匯集之地,這一特定的社會環境為西學書籍的擴散提供了相對有利的條件,也促成了當地西書閱讀風氣的形成。從天津的西書發售情形看,官方、教會和民間均有參與,大致可見這一時期沿海都市西學書籍流通的基本格局。官方和教會的西書推廣有其主觀的引導意圖,而民間書肆的西書發售,則是市場需求的直接體現,更反映出普通士人讀書風氣的變動狀況。西學書籍的流通特別是民間書肆的西書發售,與西書閱讀市場相互作用,表明西學在天津士大夫階層和民間社會的擴散和滲透,已大致具有規模化和市場化的特征。在一定意義上,洋務時期天津的西書流通與閱讀不僅象征著當地士人讀書風氣的變動,也可視為晚清沿海都市知識變遷的一個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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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天津殷君考求西法來書[J].中國教會新報,1872(199).
          [36] 答天津唐錫五先生問橡皮書[J].中國教會新報,1872(188-196、198).
          [37] 張燾.津門雜記[M].臺北:文海出版社,1970.

          注釋

          1參見畿輔通志局:《直隸運售各省官刻書籍總目·篇首》,光緒七年(1881年)刻本。

          原文出處:田濤.洋務時期天津的西書流通[J].天津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03):8-15.
        相關標簽:洋務運動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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